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吗

关于发展水平和生育率的关系，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一经典的人口经济学命题是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首次世界人口大会上印度代表团首先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着发展对于生育率影响的深刻见解，即经济发展是影响人类生育观念、行为和生育率变化最全面、最自然、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这里的“发展”是一个极富弹性和张力的概念，正如文化概念一样，几乎可以用“其小无内、其大无外”。

“高发展-低生育”是对两者关系状态和趋势的一种描述，但不能由此得出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的线性化简单判断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阐明了一个道理，即发展作为一种绿色的力量，对于生育行为会产生出一种自发抑制的作用，生育成本的提高、生育效用的减少以及初育年龄的推后和生育意愿的弱化从各个方面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节制生育的自觉欲望会使人们在内生力量的驱使下避孕节育，从而使生育处在一种理性自觉的状态当中。

 

经验表明，以人均GDP为主要尺度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到某个拐点会引发生育水平的下降。最好的“避孕药”必须具备低成本、低风险而且效果稳定和长久，多维的发展就具有“最佳避孕效果”。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较低而欠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较高，这是一个普遍规律。“高发展-低生育”是对两者关系状态和趋势的一种描述，但不能由此得出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的线性化简单判断。不同的发展阶段显示了明显的生育率差异。例如，印度总和生育率1960年是6.57，1970年降到5.77，1980年降到4.95，1990年降到3.80，2000年降到3.06，2010年更降到2.65。归根结底，发展的避孕效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涵化过程，也是“八风吹不动，东风唤不回”的沉淀过程。

 

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直接作用于生育率的变动，而是通过中间环节导致低生育率

 

那么，发展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我认为，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直接作用于生育率的变动，而是通过四个中间环节影响微观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继而导致低生育率。

 

首先看婚姻家庭模式。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劳动参与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单一的“生儿育女”的传统角色中得以解放，结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推后甚至逼近优生优育的极限年龄，这导致生育选择空间的挤压以及怀孕能力和生养精力的下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2011年，韩国初育年龄平均为30.3岁，与意大利并列，其余依次是日本30.1岁，英国30岁，德国30岁，西班牙29.7岁，瑞士29.6岁，卢森堡29.3岁。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结婚的平均年龄为24.98岁，结婚年龄明显上升；同时妇女生育平均年龄为29.13岁，比2000年推迟了2.82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成为全球性现象。发达国家高离婚率破坏了家庭的稳定性和人口生产功能，晚婚、不婚和离婚甚至同性婚姻使得低生育率逐渐成为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进入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家庭户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5.3人，随后逐渐缩减，1990年缩减到3.96人，2010年缩减到3.10人，2012年为3.02人。

其次看孩子养育方式。随着发展水平、竞争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养育越来越精细化，人口质量替代数量的机制日趋强大。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孩子养育方式是投资密集型的。孩子的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直线上升，让为人父母者不堪重负。就像当今中国，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基本原因是高生育成本年代的“生得起养不起”和“想生但不敢生”。

再次看养老保障方式。在传统生育文化中，“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不仅是生活的经验，而且是养老的方式。发达国家富强了之后走上了高福利的道路，强化了社会保障对于养儿防老的替代效应，儿女的保障效用弱化，结果西欧各国普遍转型为低生育社会。

四是个人生活方式。发展的伟力重塑了人类自由、享乐的生活方式，既有物质条件，也有自由时间，实现了家庭生活的非生育化。避孕节育成为基本的生活方式。避孕节育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的性摆脱了意外受孕的风险和生儿育女的束缚，婚内性解放的含义是从“工具的性”过渡到“享乐的性”。

 

生育率的高低既受制于“经济生育率”， 也受制于“人文生育率”

 

从大历史的视野出发，既有受制于发展程度的生育率，生育成为成本与效用比较之后理性的经济行为，此为“经济生育率”；也有受制于生育文化的生育率，生育成为一种信仰和使命、是生命的终极关怀，此为“人文生育率”。

在理论上，发展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共同作用于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前者是理性的力量，后者是惯性或者说是习性的力量。生育的理性之所以是有限的，一个因素是“人是文化的生物”，非理性的力量不可忽视，特别在传统文化保持得较好的地方，人们的思想受到传统的濡染和同化，对生育的看法和行动形成了某种惯性。

生育文化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其一是信仰的角度，其二是工具的角度。有的文化将孩子视作“神”或者孩子是上帝的“礼物”，就是一种信仰的生育，生育关乎生命的责任和关怀。有的文化则将孩子看做未来的劳动力或者家族势力的来源和养老送终的保障，就是一种工具性的生育，生育是利己的行为。在人类的文化中，生育的宗教文化试图回答的是生命的终极追问，是关于安身立命的信仰；而生育的世俗文化则从利己主义出发，掂量生育的成本与效用的关系，展示的是理性的力量。

 

如果把生育和信仰连接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崇尚生育、亘古未变的内在自觉，这种裹挟在宗教中的力量是独立于发展之外的。一旦人类的思想从属于这种发自内心的虔诚的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的影响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自岿然不动，我们在所有宗教中观察到的生育都是“人文的生育”。最近几十年，发达国家生育率不断下降，只有美国一枝独秀，生育率从1976年的1.74不断增加，现在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有数据表明，宗教在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中举足轻重。53%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47%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者表示他们的理想家庭是拥有三个或更多小孩，而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仅有27%有这种想法。 基督教对生育这种生命活动神圣化，不主张堕胎，而是顺其自然。显然，美国高生育率背后有独立的宗教文化的作用。

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们从观念到行为就受到不堕胎、多子多福等教义的濡染和驱动。儒家虽然没有成为世俗的宗教，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强大文化律令却仿佛是“亚宗教”一样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但经过近三四十年来暴风骤雨般计划生育的长期“洗礼”，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然花果飘零，在新生代人口中几乎失去传承，这是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文化根源。

 

重建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新文化是中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不二之选

 

全球人口增长趋缓甚至人口减少是最富有前瞻性意义的人口发展态势。第二次人口转变昭示了21世纪全球人口的新挑战，即青年赤字、劳动力短缺、社会活力萎缩等。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的低生育率就开始困扰发达国家，之后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陆续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补贴生育、鼓励生育率回升的政策措施。但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保障了美国人口将会持续增长，从现在到2050年，其他发达国家总人口将减少15%，美国人口却将增长约40%，从而确保美国的大国地位、竞争力和领导力，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必将走上一条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的领跑者之路。中国需要未雨绸缪，从中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人口发展具有较长的周期，是决定文明兴衰的最基本力量，船大要早掉头，中国在完善人口政策时需要长远的历史眼光、广阔的全球视野和高度的国家责任。

重建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新文化是中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不二之选。所谓适度生育，就是适龄、适时、适量的理性生育，展示的是微观生育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所谓的优化生育，则是指国家要打造二孩及以上的“合适之家”（Optimum family）为社会主流家庭的战略目标，同时要为优孕优生优育保驾护航，提供可信可及可亲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展示的是宏观生育的福利性和保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