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的调整，出人意料地成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最热新闻点。
全会公报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中国人口政策一次更为重大的调整。它为过往多年的激烈争论作出了阶段性结论。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距1980年“一胎化”政策实施，也已经过去35年。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早已得到有效遏制，当初被悲观预言的“人口爆炸”并未发生。相反，1992年，中国妇女生育率首次下降至更替生育水平2.1以下，且持续下降，目前只有1.4左右。有学者担忧，在生育旺盛期女性剧减和低生育率惯性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人口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即使全面放开二孩，总人口亦将在2025年前后开始萎缩，每年净减少或可达1500万。这些估测有待观察，但无可争议，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已相当严重：劳动人口下降，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家庭“失独”，养老体系接续吃力等问题层出不穷。
决策层已经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单独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人口政策开始松动。2014年，这项政策在全国各地陆续实施，非但没有出现有些人担心的“人口堆积”，相反普遍“遇冷”。盖因国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加之考虑生与养的经济成本，少生优生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不会唯政策马首是瞻。“普遍二孩”政策虽涉及家庭稍众，也难以扭转人口大趋势。
人口问题十分特殊而复杂；“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任务极其艰巨。人口是一个“慢变量”，从人口政策偏差的产生到后果显现，存在较长时滞。问题一旦产生，很难彻底纠正，充其量能采取一些反向措施，以尽力抵消严重后果。可是，这种措施极易矫枉过正，反而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对人口问题持谦卑的态度，承认人类认知的固有局限，非常重要。同时，还须摆脱狭隘的工具思维和功利思想，将生育权利还原为本应尊重与保护的基本人权。这关乎公民的自由与幸福，也有利于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务之急是补课：对数十年一胎化政策积淀而成的一套信息收集、政策研究、决策建议、政策执行的计划生育体制机制作出改革，尤其要迅速清理多项严苛的配套措施。
试想，倘能在生育率下降至更替生育水平之初，中国就及时调整生育政策，人口形势岂能发展到如今这样严峻？
如今，“普遍二孩”政策虽已敲定，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继续存在，社会抚养费会继续征收，强制堕胎、结扎等行为，还会在一些地方上演。因此，决策层应传递清晰的政策信号：人口政策已从生育控制转向逐渐放松。
大方向明确，还需配套措施跟进。上周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指出，“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帮扶存在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注重家庭发展。”需要认真落实。当前，生与养给家庭带来经济、精神的双重压力。有学者建议，国家应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给予更多财政支持，并促使生育与养育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应采取具体措施，例如，给予孕产妇更长的假期、建立更多的托儿所、幼儿园。
决策者不仅需要跟踪“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效，还应依托更加开放透明的决策机制，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当下，则应该督促各部门尽快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尽快修改相关法律，莫再拖延。公报言犹在耳，相关部门即警告各地“不得自行其是”，这种态度显然有欠积极。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已到废除限制性生育政策，转而采取鼓励性生育政策之时，线路图分四步：“单独二孩”“普遍二孩”“自由生育”“鼓励生育”。这是务实之策，不过，长远来看，人口政策的基础和前提是承认生育是公民的权利。
从盲目信奉“人多力量大”，到迟迟未能调整“一胎化”政策，事实已经表明，人口政策哪怕存在细微偏差，也会产生十分高昂的经济社会代价。长期的、全局性的失误更应避免。“普遍二孩”政策出台，中国人口调整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真正的考验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