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数千年的人口增长趋势即将终结

　    人口是一个慢变量。活在当下，你很难感受到人口的变化，但当跳脱出来，你会发现人口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

　　追溯到千年前，中国古代的人口增长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总的来说一直在保持波动增长，且增长速度在加快。古代史籍尽管留下了许多关于人口的记载，但与现代人口普查标准还是有一定差距。根据历史学家对于各朝代人口情况的复原，先秦的人口峰值出现在战国时期，比较低的估计是2600万，比较高的估计在4000-4500万之间。两汉时期的人口峰值在6000万以上。但是从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到三国初期的混战，使人口在几十年里从6000万下降到3000万左右。之后人口又开始上升，到唐朝的人口峰值估计在6000万-9000万。宋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人口首次突破1亿。但是元代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又损失了接近5000万的人口，直到明代中后期，人口才超越了之前的峰值，估计在1.5亿左右。清代人口持续增长，乾隆年间突破2亿、3亿、道光年间突破4亿，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可能已经达到4.3亿。民国到新中国建立期间，由于战乱频发，人口增速缓慢下来，到1949年建国时统计数据为5.4亿。

　　图表1：明清时期开始中国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豆建春

　　结合人口史可以发现，人口波动有两个特征，一是人口翻倍所需的时间在缩短。从6000万到1.2亿，经历了1200年-1300年，从1.2亿增长到2.4亿，经历了不到300年。1850年前后总人口达到4.3亿，也就不到100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在30多年时间里就从5亿多增长到了10亿以上。二是人口出现下降多为长期战乱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如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长达数十年的混战，隋末唐初的战乱，蒙元灭亡藩镇统一中国的战争等等，都使中国人口下降了50%左右。一旦政治秩序恢复，经济处于上升期的阶段，人口就会重新开始快速增长。总的来说，人口虽有波动，但始终处于上行的长期趋势中。

　　历史上的横向比较能够给我们更直观的认识人口变化。在明清之前，人口虽在增长，但多有起伏，在世界上还没有绝对的人口优势。在罗马帝国全盛时，人口能达到7000万，同时期的东汉人口数量峰值在6000万以上，东西方相差无几。当然罗马帝国横跨亚非拉，欧洲部分人口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人口便长期小于中国了。7世纪初，欧洲人口在2600万左右，到14世纪初达到8000万，但是直到17世纪才突破1亿，同期中国的人口正从1.5亿向2亿迈进。另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国印度也曾与中国不相上下，人口在16世纪中旬便超过1亿。但在明中期之后，中国一举奠定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人口数量持续领先，在此后6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无法被撼动。

　　图表2：中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虽未改变，但关键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1960年，中国人口6.6亿。政策转变初现端倪，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

　　1970年，中国人口8.3亿。关键词是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80年，中国人口9.87亿。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1990年，中国人口11.4亿。独生子女成为一种主流。

　　2000年，中国人口12.7亿。千禧一代，民工进城

　　2010年，中国人口13.4亿。单独二胎，全面二胎。

　　2019年，中国人口14亿。鼓励生育，生育基金，二胎低于预期。

　　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习惯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但慢慢的我们发现，人口的增长越来越缓慢。一些人口变动的信号开始显现：地方政府不再担心农民工返乡了，因为农民工似乎没有原来那么多了；身边的超生游击队越来越少，反而是少生甚至丁克的家庭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还在扩招的带动中持续增加，但高中毕业生已经开始下降；卫生计生委改名成了卫生健康委，单独二孩变成了全面二孩，计划生育在放松，甚至已经有人呼吁建立生育基金鼓励生育。

　　所有模糊的信号都反应了一个明确的趋势：长达数千年的人口增长趋势即将终结，人口下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即将成为历史。慢变量不容易被感知，但却容易做预测，人口也是如此。虽然精确的预测人口很难，但粗略判断人口的趋势只需要我们回归最简单的逻辑：人口增长=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中国2018年的出生人口是1523万，死亡人口993万人，所以我们的人口还在增长。但如果未来出生人口下降到死亡人口之下，人口增长的趋势就会逆转，使总人口开始负增长。而从目前的人口结构和趋势来看，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快到来。

　　图表3：出生人数重新回落，死亡人口有所上升

　　图表4：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断下滑

　　一、死亡人口预测：　

　　短期保持稳中有升，长期上升速度加快

　　死亡人口是出水口，出水的速度近十年来在加快。建国后，在战后和平、城市农村基础卫生保健得到很大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死亡率下降的很快。从1952年的17‰，迅速下降到1970年7.6‰，此后长期保持7‰以下，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6.4‰。从2004年开始死亡率小幅回升，至2018年回升到7.1‰左右，这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有一定关系。死亡人口的变动趋势可以从自然死亡和非自然死亡两方面来看。

　　1、自然死亡：基数增加，长期自然死亡人数加速上升

　　自然死亡人数可以视作达到预期寿命的老年人口数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乘积。一方面，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继续提高的速度趋缓。2019年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6岁，其中男性74.5岁，女性79岁。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2.3岁。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到2030年能提高到80岁，虽然平均预期寿命仍在延长，但继续提高的速度会变的缓慢。达到预期寿命老年人口基数快速增加。50后、60后作为新中国第一、第二轮婴儿潮出生人口，正在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2019年50后已经全部进入60岁至69岁，十年间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从6.9%上升到10.6%。再过20年，50、60后出生人口都会迈进70+、80+，由于这两个时间段出生人口均处于高位，达到预期寿命（设为75岁）老年人数量占比将会加快上升。根据联合国预测，我国7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于2030年达到7.7%，2050年达到14%。另一方面，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各年龄段的死亡率会下降，但下降的速度会趋缓。根据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75岁以上人口平均死亡率从204‰下降到187‰，年龄越大，死亡率下降越明显，短期内能够对冲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部分影响。但死亡率不会无限的下降，在达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后会趋稳。届时随着达到预期寿命人口基数不断增加，自然死亡人数也会呈上升趋势。

　　图表 5：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

　　2、非自然死亡：短期基本稳定，长期小幅上升

　　非自然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天灾人祸造成的各种意外虽然没有官方的各项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假设没有达到预期寿命的死亡人口均为非自然死亡。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70岁以前死亡的人口（2000年平均预期寿命71岁）近380万，第六次人口普查中，75岁以前死亡的人口（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75岁）大概在410万左右，因此可以预计非自然死亡人口长期看会有缓慢的增长。总的来说，短期死亡人口仍将比较稳定，会有小幅的上升，长期随着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预期寿命延长速度和死亡率下降速度放缓，使死亡人口上升加快。

　　二、出生人口预测：

　　短期持续下行，长期下滑速度加快

　　出生人口是进水口，随着二胎政策影响的消退，预计进水的速度还会继续下滑。2018年出生人口虽然没有如预期一样跌破1500万，但也已经创下建国以来除特殊困难时期以外的新低。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甚至低于双独二胎政策放宽之前的低点11.90‰。同时，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50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下降了0.61 %。

　　1949年以来，中国共出现三轮婴儿潮和三次出生人口滑坡，生育政策的转变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直到2000年以来，低出生率已经成为常态。计划生育政策成效显著，但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边际递减，社会经济因素开始占主导，使生育率稳定在较低水平。具体表现在全面二胎政策放开后，虽然2016、2017年二胎生育意愿集中释放，出生人口有所回升，但2018年又出现下滑，实际出生人数仍大幅不及预期。国家卫计委《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低方案预测值为全面二孩实施后，2017年出生人口2023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2082万人，但实际上分别只出生了1723万人和1523万人。说明即使保守预测也过高估计了政策对出生人数的影响。出生人口存在下滑的惯性和势能，一是没人生，二是不愿意生，这与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口及生育情况比较类似。

　　1、育龄人口下降：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生育基数持续萎缩

　　育龄妇女数量见顶回落使可生育人数持续减少，是导致出生人口下降最重要的原因。从统计口径来看，15-49岁育龄妇女人口规模于2011年达到3.8亿的高峰，然后开始下滑，2017年下降到3.5亿。从实际生育情况来看，20-34岁女性生育率最高，可视为主力育龄阶段。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5年左右达到1.74亿的峰值，到2017年下降到1.6亿。按中方案预测，到2030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下降到1.1亿。到2050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继续下降到1亿。届时主力育龄妇女数量降幅将超过35%。

　　图表6：育龄女性人口数量见顶回落

　　数据来源：统计局，联合国，如是金融研究院

　　育龄妇女数量的见顶回落与出生人口的阶梯下滑和性别比失衡有关。一方面，十年前主力育龄主要是80后，现在主要是90后，再过十年主要是00后。由于80后是出生人口的最后一个高峰，90后、00后出生人口数量依次下台阶，导致每一轮补充进来的主力育龄人口数量均少于退出的数量。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一般来说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为1.02-1.07，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90年代后期一直到2008年长期保持在1.2的高位。90后、00后正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的时间，因此女性人数相对较少。

　　2、收入水平提高：养儿防老需求下降，生育机会成本上升

　　在农业文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居民可支配收入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养儿防老成为农民的唯一依靠，人丁兴旺的家族也会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抵御风险，因此人们倾向于多生育。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制度养老成为主流。截止2018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9.42亿人，覆盖范围较上年同期9.15亿人进一步扩大，距离全民参保计划目标更进一步，通过多生育抵御养老风险的需求在下降。因此人们会重新考虑生育决策的收益和成本，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便倾向于少生或不生育。

　　机会成本是指选择生育带来的收入损失、职业发展损失以及其他物质情感需求损失的成本。女性接受教育水平比重继续上升，就业率改善明显，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根据统计局测算，2017年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比重43.5%，始终超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规划40%的目标。其中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持续增加，2017年公有制事业单位中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占比48.6%，比2010年增加260.3万人。更多女性进入职场，也拥有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当收入增加时，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在增加，很显然，月薪3万时选择生育的机会成本要远高于月薪3000元的机会成本，所以很多职业女性在职业上升期和高收入时期选择不生育或者推迟生育。同时，职业女性可能还会在工作中获得荣誉、地位、成就感、满足感等综合收益，如果职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大于生育带来的收益，也会选择不生育。就业竞争愈发激烈也使女性在工作中更容易受到因生育遭受性别歧视，生育可能会造成职业发展上的损失。再加上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使人们投入家庭生活的时间减少，会使家庭倾向于减少生育决策以适应紧张的现代生活。

　　随着就业率的上升和收入的增加，女性的生活空间从家庭生活扩展到更丰富的社会经济生活，不仅包括职业追求，也包括休闲、娱乐、学习、自我提升等等，这些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发达国家对于休闲的需求还要更高一些，德国媒体针对2066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可以选择为什么不愿成家、生孩子，结果显示除了担心经济负担过重外，原因排名第二的就是担心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有61%的人选择了这一项。美国《纽约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除了抚养孩子的费用高外，不生、少生孩子的第二大原因就是“希望有额外的休闲时间”。日本2016年国情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共5186万户家庭，其中独自成家的户数多于夫妇与孩子共同成家的户数。很多年轻人认为结婚麻烦、费钱，不愿在上面浪费精力。可见，当生育使得休闲减少的机会成本上升时，人们也会做出减少生育的决策。

　　3、养育成本上升：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生活成本逐渐攀升

　　养育成本也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包括怀孕、分娩费用的增加，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的攀升。我国的住院分娩率不断提高，从1996年的58.7%上升至2015年的99.7%，农村快于城市，城乡差距逐年缩小。现在几乎所有产妇都会选择医院分娩，同时也更加注重产后恢复的问题，会增加在怀孕、分娩过程中的花费。生活成本的提高也会挤压生育行为，少生优生往往成为最优决策。生活成本的提高使很多家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养育孩子，更多父母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条件，往往会选择集中资金和精力培养好一个孩子。

　　一是房价快速攀升，居民负债率提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显著特征是涨多跌少，从2008年至今十年间全国平均房价累计涨幅超过60%，一线城市房价普遍涨了4-5倍。房贷也给居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债务负担。从2006年到2019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2.3万亿元上升到26.9万亿元，房贷收入比从17%上升到47%。，在房贷压力下，结婚购房和抚养孩子的成本迅速提升。

　　图表7：房贷收入比不断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大

　　数据来源：WIND，如是金融研究院

　　二是教育成本攀升，抚育压力增大。公立幼儿园数量减少，私立幼儿园学费很贵。从2001年起，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导致公立幼儿园数量从1997年的18.2万所减少到2010年的4.8万所。虽然2010年出台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使公办园数量在2017年回升至9.5万所，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始终处于下降趋势，从95%一路下降到47%。许多家庭不得不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一年学费往往上万甚至是十几万不等。高昂的学前费用使许多年轻家庭望而却步。

　　图表8：公立幼儿园入园人数占比始终处于下降趋势

　　三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看病难，看病贵。由于环境污染、生活压力大、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居民患病率逐年上升，病症也越来越复杂。从2000年到2017年，总诊疗人次从21.23亿上升到81.8亿，涨幅近4倍，住院人数从1.33亿上升到2.45亿，涨幅84%。医院就诊费用也在逐年上升，2017年医院人均门诊费用为257元，人均住院费用8891元，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2005年的600元上升到2017年的1777元，是消费类各项支出中增长幅度最快的。

　　图表9：总诊疗人次和医疗保健支出都在快速上升

　　四是家庭小型化加剧抚养负担。平均家庭户规模从上世纪80年代的4.41下降到2017年的3.03，独生子女一代面临着“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家庭抚养负担的加重，会使生育二孩的意愿显著下降。

　　4、婚姻模式变化：婚育年龄推迟，单身、离婚、丁克普遍

　　现代婚姻模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水平比重上升使完成学业的时间拉长，婚育年龄推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本专科女生人数为1447万人，占全部本专科比例52.5%，较2010年提高4.7%，研究生女生人数为127.8万人，占比48.4%，较2010年提高0.6%。再加上女性在职业上升期也多选择推迟婚育时间，晚婚晚育成为普遍现象。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05-2017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47%下降到22.9%，2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则从53%上升到77.1%。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岁推迟到25.7岁，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包括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到28岁。在经济水平较发达的城市晚婚晚育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2015年上海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0.3岁，女性为28.4岁，比2010年分别提高了1.5岁和1.9岁。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29岁，已高于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

　　图表10：登记结婚的人群中24岁以下占比迅速下降

　　单身主义开始流行，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粗结婚率（每1000人中结婚的数目）于2013年见顶回落，从9.9‰下降到2017年的7.7‰。粗离婚率（每1000人中离婚的数目）却在不断攀升，从2000年不到1‰，上升到2017年的3.2‰。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加，粗略统计2018年全国约有60万户丁克家庭，北京家庭占10%，上海家庭占13%，深圳家庭占12%。

　　图表11：结婚率于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不断攀升

　　三、未来人口判断：

　　2027年被印度赶超，2031年达到峰值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育龄期间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水平从1990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5，到2050年预计将下降到2.2。总和生育率高于2.1世代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撒哈拉地区（4.6）、大洋洲不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4）、北非和西亚（2.9）、中亚和南非（2.4）。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联合国数据显示，从1950年至今中国总和生育率从6.11下降到1.69（期间最低值1.61），同期美国从3.31下降到1.78，英国从2.18下降到1.75，加拿大从3.65下降到1.53，日本从2.96下降到1.37，印度从5.90下降到2.24，均不及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2015年以来由于二胎政策的放开，中国总和生育率回升比预期稍快，目前已经高于高收入国家1.67的平均水平。但仍低于美国（1.78）、英国（1.75）、澳大利亚（1.83）、法国（1.85）、新西兰（1.90）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1.74）、俄罗斯（1.82）、印度（2.24）、南非（2.5）。更低于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2.06）、菲律宾（2.58）、尼日利亚（5.42）等等。

　　图表12：世界部分国家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及预测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鼓励生育政策关注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在政策体系完整的条件下才会有效果，很难在短期内扭转低生育率。对于文化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群，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发达国家一般以GDP的2%-5%来补贴家庭抚养儿童，法国从1939年开始就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到1995年，总和生育率一度下降到了1.71，之后伴随着大幅增加现金补贴、增加产假和假期、以及儿童照料公共服务的完善，生育率才开始回升至1.98的水平。法国可以说是欧洲在鼓励生育上最成功的一个，但从政策实施到生育率稳定提高用了近60年时间，而且从2015年开始又有下降趋势。德国同样为鼓励生育做出了大量的投入，包括每个儿童可以为家庭带来7428欧/年的免税额或接近200欧/月的儿童金，直到儿童18岁成年。育儿假期作为父母共同的福利，父母双方都可以申请最长3年的育儿假期，之后再回到岗位上，同时也在大力兴建托儿所，免除父母的后顾之忧。但是鼓励生育政策并未起到很大的效果，德国总和生育率的低点在2005年达到1.3，到2015年也只有1.41，仍大幅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部分国家为了保持生育率稳定，不得不依靠移民。在美国，生育政策交给各州决定，不尽相同，但移民政策始终是美国人口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和生育率最高的是拉美裔，能够达到2.1左右，其次是非洲裔，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白人总和生育率在1.7左右，不及美国总体水平，亚裔生育率会更低一些。新加坡在21世纪初也面临生育成本上升和女性职业家庭难以兼顾的问题，为此颁布了鼓励婚姻和生育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帮助单身人士寻找伴侣、育儿优先配屋计划、育儿现金奖励、完善产假制度等等。但是同样没有挽回生育率下降的趋势，2000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35，到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1.21，已经是全球倒数第二。政府在公开报告中指出，如果不引进新移民的话，很可能面临人口急速老龄化、劳动人口缩减等一系列问题。

　　进水的速度越来越慢，出水的速度却越来越快，人口负增长时代会比想象的更早到来。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在2031年左右达到峰值，后出现负增长。由于总和生育率的设定条件不同，因此推算出的人口峰值出现时间有些微差异，现有研究基本认同的结论是十年后会出现人口负增长。按联合国中方案设定，如果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7以上，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达到峰值14.6亿，随后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50年减少到14亿，2070年减少到12.58亿，即缩减到1996年的规模。2100年减少到10.65亿。社科院于2019年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指出，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2065年人口减少到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按照1.5的总和生育率，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24前后到来，如果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65、1.8，中国人口峰值会延迟到2027年、2031年到来，峰值规模不超过14.4亿。

　　图表13：联合国预计总人口约在十年后出现负增长

　　随着总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地位或于2027年被印度取代。根据联合国发布《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目前全球人口为77亿人，预计到2030年增加到85亿，到2050年增加到97亿，到2100年，全球人口或接近108亿。各国人口增长情况出现明显分化，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最多，预计未来30年全球人口前十名分别为：印度、中国、尼日利亚、美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巴西、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孟加拉国。按中方案预测值，到2027年印度人口将达到14.69亿，超过中国14.61亿人，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到2060年，印度的人口峰值将达到16.5亿。欧洲人口负增长时间比中国提前一些，预计2022年左右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下降到7.1亿，到2100年下降到6.3亿。美国人口则一直维持缓慢增长的趋势，到2050年达到3.6亿，到2100年达到4.3亿。位于非洲的尼日利亚则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预计将于204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到2050年，人口或达到4亿。本世纪内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从19%降到9%，亚撒哈拉地区、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人口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到本世纪末三个地区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从30%上升到56%。

　　图表14：预测2027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人口

　　图表15：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将从19%下降到9%

　　人口水位的下降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减弱，人口红利进入后半期，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一些结构性机会，例如倒逼创新发展，推动医疗保健事业进步，发展单身经济与婚恋行业等等。面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会，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社会福利保障，另一方面要增加对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入，促进技术进步，使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在新的层面实现动态均衡。